图|郭汝瑰将军
1981年二月，杜聿明于北京病情加重，昔日同袍郭汝瑰特地前来探望。眼见生命之灯即将熄灭，杜聿明紧握郭汝瑰的双手，语气沉重地问道：
“我最后一次向你提问，你昔日是否曾为共产党的一员？”
郭汝瑰见杜聿明此时心境，深知其不愿再有所隐瞒，遂未径直正面作答，而是以婉转之语回应道：
“光亭兄，政见有别。”
郭汝瑰仅以一句简短的话语，便对杜聿明做出了一个简略的回应。
郭汝瑰率72军起义后，1950年3月，他抵达南京军事学院报到，这一举动充分显示出，当时上级是以起义将领的身份来对待他的，而非地下党员。事实上，在那个时期，郭汝瑰的待遇甚至不如一位浴血奋战后被俘的国民党军11师师长——王元直。
面对杜聿明的询问，郭汝瑰内心同样备受折磨，毕竟党组织并未要求他透露真实身份，他唯有继续深藏不露。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正式撤销了其建制。彼时，已逾花甲之年的郭汝瑰先生先是返回了四川的巴县，随后又搬迁至重庆的北碚地区定居。
图|杜聿明
1980年四月，郭汝瑰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致信，详述其过往的革命生涯，并表达了自己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彼时，郭汝瑰正供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中央组织部将郭汝瑰的入党申请信转交至重庆警备区，该区党委经过详尽调查与严格审核，最终同意了他的入党请求。随后，在1981年，成都军区评定郭汝瑰为全军区最杰出的共产党员。
郭汝瑰，这位曾身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人物，直至此刻方才完全揭开其身份的神秘面纱。
实际上，在国民党的军队体系中，陈诚与顾祝同均对郭汝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唯独杜聿明对他始终抱有疑虑。
首先，郭汝瑰恪守清心寡欲之道，远离女色诱惑；其次，他坚守廉洁自律，不染指任何财物。
为了进一步印证其观点，杜聿明甚至援引了一例，提及郭汝瑰家中所用的沙发，竟皆缀有修补的痕迹。
杜聿明的话中暗示，他自认为己身清廉之度已至极，郭汝瑰又怎能望其项背，比他更为清廉呢？
无证据指责引蒋介石不满。
“你或许太过谨慎了，若能效仿他们的节俭之道，其实并无不妥。”
须注意，蒋介石所提及的“他们”，不仅涵盖了郭汝瑰，亦囊括了刘斐。刘斐身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因屡次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引起众多人的猜疑，纷纷怀疑其为地下党成员。更有甚者，有人不知从何渠道获取资料，据称一名国民党军中的小兵曾亲耳听闻刘斐向他坦承自己系共产党员。
图|郭汝瑰
然而，时至今日，尚无确凿证据能够证实刘斐曾是地下党员，即便是他的旧交白崇禧，亦曾言及：刘斐断然不可能是地下党的一员，他的奢华生活让地下组织都对其望而却步。
1949年8月，刘斐及黄绍肱等23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香港公开发表通电，宣布起义，此后他们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直至人生的暮年。
黄马褂（黄埔）、绿帽（陆大）
郭汝瑰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恰逢1928年5月，那时他是在袁镜铭同志——共产党支部负责人——的热心引荐下，踏上了这条光荣的道路。
在大革命浪潮兴起之前，郭汝瑰便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了深切的向往。他在黄埔军校第五期求学期间，便有幸聆听萧楚女、恽代英等杰出人物的精彩演讲，并深入研读了李达、陈独秀等思想家的著作。
郭汝瑰投身黄埔军校，投身大革命洪流，其入党事宜乃由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引荐。当郭汝瑰得知袁镜铭的秘密党员身份后，便迫切希望他能予以入党介绍。然而，鉴于郭汝瑰的兄长郭如栋身为川军将领，家庭背景特殊，袁镜铭并未立刻应允。
在北伐战争期间，郭汝瑰随黄埔军校的两支大队一同迁徙至武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于上海发起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该消息尚未传至武汉，尚处于保密状态。武汉黄埔军校的实际负责人吴玉章迅速决定，让郭汝瑰得以提前完成学业，随即分配至其堂兄郭如栋麾下，参与兵运事务。鉴于杨森极有可能遵从蒋介石的指令，对武汉发兵，郭汝瑰的核心任务是成功说服其堂兄郭如栋，切勿派兵支持杨森，从而延缓杨森的军事行动。
尽管郭汝瑰成功劝阻了其堂兄郭如栋出兵支援杨森，然而郭如栋却转而投靠了蒋介石。不久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发起了著名的七一五政变，随着宁汉两派的联合，郭如栋与吴玉章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幸而得遇袁镜铭，在袁镜铭的引荐下，他得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
图|黄埔军校
遗憾的是，在川军滞留期间，郭汝瑰并未取得显著成就。1930年4月，中原地区陷入混战，蒋介石命郭如栋赴湖北驻防。与此同时，袁镜铭派人前来与郭汝瑰取得联系，期望他能够率领所属部队与红军游击队协同作战。然而，由于联络不畅，郭汝瑰所部一个营竟意外地被红军歼灭。
军队遭受重创，郭汝瑰因此丧失了统兵之权。更为重要的是，郭如栋对这位弟弟的信任日渐消减，遂将他调离军旅，并安排郭汝瑰前往日本深造。
郭汝瑰原本以为外出求学不失为一条良径，却未曾料想，与党组织的关系就此中断，竟在错综复杂的道路上迷失了数十载。
直至1931年，郭汝瑰结束在日本的学习生涯，重返上海，然而彼时军界已无他的立足之地。
郭汝瑰等四位同仁向南京训练总监部提交了进修申请，期望能够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然而，他们却因被冠以“擅自退学”的罪名，遭到了入学许可的拒绝。历经周折，南京训练总监部终予批准他们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八期、第九期深造。然而，郭汝瑰身为黄埔第五期校友，却不愿重返校园，重拾旧业。
恰逢此时，一名本应保送至陆军大学的学生因学历不符合要求而遭到退学，这使得郭汝瑰有机会得以踏入陆军大学的校门。
投身陆军大学深造，成为郭汝瑰晋升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关键阶梯。
黄马褂绿帽身着黄马褂，象征着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身份；而头戴绿帽，则是陆军大学的标志。
在陆大求学期间，郭汝瑰有幸遇到了赏识他的教育长杨杰。原本，凭借在陆大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郭汝瑰本可被安排进入部队，然而，他不愿投身内战，成为战乱中的帮凶。在杨杰的关照下，他得以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学业。
直至抗战全面爆发，郭汝瑰方觉报效祖国的时机终于成熟，遂接受同僚的举荐，担任了14师的参谋长一职。
图|陈诚
第十四师隶属于陈诚领导的土木系，起初，陈诚对郭汝瑰的才能并未给予充分的认可。
两事后，郭汝瑰令人刮目。
随着抗战全面进入高潮，郭汝瑰所在的第十四师受命投身于淞沪会战。鉴于其所属第四十二旅旅长畏缩不前，师长霍揆章遂命郭汝瑰临时代理旅长一职。前线激战七日七夜，郭汝瑰率领的8000余众部队锐减至2000余人，却依然坚守阵地，未曾有丝毫失守。
在武汉战役期间，蒋介石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决定誓死捍卫武汉，并下令在武汉周边三面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彼时，郭汝瑰出席了由陈诚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会上，陈诚公布了作战策略，郭汝瑰挺身而出，对之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在我看来，此作战计划实则承袭了南京战役的遗风。若我们于武汉三镇构建环形防御，一旦出现突破，我军恐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这与南京战役如出一辙，均是背水一战，一旦战事不利，全军将士可能面临直接入水的险境。我观察武汉三镇的地形，发现一旦抵达武汉的核心阵地，防御便显得颇为吃力。因此，我建议我们采取居高临下的策略，利用山地的优势，在武汉外围展开作战。据我判断，敌军主力将会陆海并进，沿江而上，两岸陆军则实施迂回包围，逐步推进。如今，敌寇已攻陷马当要塞，长江两岸的敌人必定会从长江南岸的瑞昌地区登陆，先是对金鸡发起攻击，接着再向码头镇、富池口进发……”
郭汝瑰不仅精准地揭示了防御上的缺陷，更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实施外围作战。尽管战事激烈，武汉各阵地相继失守，城市亦告沦陷，然而由于采取了外围作战的策略，各部队伤亡人数得以大幅减少。
在陈诚的力荐之下，郭汝瑰接任了第20集团军的参谋长一职，随后亦因推荐之故，转任为暂编第五师的师长。
所谓的暂编第五师，尽管名义上报拥有超过7000人的规模，实则不过3000余众。尽管整体实力较弱，然而在长沙会战中，郭汝瑰所率的暂编第五师却以惊人表现脱颖而出，赢得了战区司令官薛岳的高度赞誉。
图|郭汝瑰晚年
历经黄埔、陆大的锤炼，加之抗战期间的卓越贡献，陈诚、薛岳的青睐，郭汝瑰顺利跻身蒋介石的亲密核心圈层。
直至1944年3月，郭汝瑰在陈诚的栽培与推荐下，荣升为军务署署长，并兼任国防研究院副院长之职。
抗战胜利之际，郭汝瑰凭借任逖猷与任廉儒的桥梁，成功与党组织重新建立了联系。
郭汝瑰的一生，除了与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之外，最令人称颂的荣耀，莫过于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亲自领军，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胜败取决于人心。
1948年9月，随着济南战役的胜利画上句号，华东野战军随即着手规划，准备部署淮海战役。
在淮海战役爆发前夕，即1948年10月29日，南京城内，国民党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了一场至关重要的作战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提出了两项作战计划。
首先，应将优势兵力部署在津浦、陇海铁路沿线的徐州与蚌埠之间，待我军主力南下之际，便集中兵力，力求与我军展开一场决战。其二，舍弃徐州与蚌埠，将我军主力尽数撤回淮河一线，以形成沿河防御态势。
实际上，在本次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国民党军方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确定采纳首项作战计划进行部署。同时，他们指定郭汝瑰负责具体制定作战方案。
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却明显倾向于采纳第二种方案。直至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刘峙等将领举行会议，这才正式确定采用第一种作战方案，各兵团主力需集结于徐州。
图|淮海战役要图
若国民党军各兵团能及时收缩，局势尚可掌控，然而此方案直至淮海战役爆发前夕方才最终敲定，致使各部队的撤退节奏全然失衡。加之刘峙身为徐州剿总司令，却只热衷于私盐生意，此一疏忽导致了黄百韬兵团在碾庄陷入重围。
即便在杜聿明的《淮海战役始末》一书中，亦不乏对郭汝瑰的特别提及。
在这片土地上，我心绪纷乱，深觉自己上了蒋介石的当。我坚信，是蒋介石与顾祝同过于轻信了郭汝瑰这个小人的操纵（他身为军校五期毕业生，且身材矮小，故我以“小鬼”呼之），这才导致了如今的恶劣局势。我想要质问郭汝瑰，为何不按照既定计划将主力撤退至蚌埠附近？正当我犹豫不决之际，目睹顾祝同等人赞同郭汝瑰所提出的方案，心中已明白争辩无益。孤身一人，势单力薄，若争执起来，恐怕会失去蒋介石的信任。
郭汝瑰得以深入国民党高层核心，且他确曾将重要机密传递至我军前线。他不断对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作战安排施加影响。但在郭老晚年的回忆录中，关于自己在淮海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却鲜有提及。
我们都认为郭老谦虚。
图|郭汝瑰将军晚年著述
有人分析认为，郭老在回忆录中对此事缄口不提，实因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的作战策略频繁变动，所传递的情报往往滞后于战场态势，导致其影响微乎其微。
郭汝瑰功绩不可忽视。
直至淮海战役的战事落幕，郭汝瑰所搜集到的国民党军制定的江防及江南作战计划，在呈报蒋介石的同时，亦转交给了任廉儒。遗憾的是，由于突发变故，该计划未能如期送达。负责情报护送任务的上海民革主委、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因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而被捕，他在狱中遭受了严酷的刑讯，但始终未曾泄露任廉儒与郭汝瑰的身份。
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指挥下的72军在四川宜宾发动了起义，此举成功瓦解了蒋介石坚守西南的战略布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郭汝瑰便过着宁静的生活，即便遭遇了几番波折，他亦总能保持从容不迫。
岁月已过七旬，不料竟遭受了无端的诽谤。
由郭汝瑰所撰写的回忆录，经王钟伦先生精心改编为长篇报告文学，在台湾地区出版后，激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引发了一场风波。部分媒体报纸不惜使用极具冲击力的标题，试图对郭汝瑰进行抹黑。诸如《一谍潜入风云际会，两军胜负早已定调》、《郭汝瑰投身共党之始末揭秘》。
图|郭汝瑰回忆录
美国某媒体刊发的文章《一谍潜入风云际会，两军胜负似已注定》中提到：
郭汝瑰身为国防部作战厅的长官，本应在国府的决策核心中运筹帷幄，然而他却成就了中共在千里之外取得胜利，这情形令人难以置信，实乃一大讽刺。
据众多媒体报道，若非郭汝瑰选择“背叛”并投靠敌方，国民党恐怕不会败退至台湾。甚至，有人公然对他进行指责，称其为“叛徒”。
年过七旬的郭汝瑰闻听此事，不过轻轻一笑，神情间透露出一抹淡然。
胜利与否，取决于民众的支持与否。自幼投身于共产党，我从未参与过任何与国民党对抗共产主义的活动，因此不存在背叛之说。事实上，背叛那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而是件好事。若以清王朝的视角来看，将孙中山先生视为叛徒，将郑孝胥、张勋等保皇派视为忠臣，难道不荒谬吗？只空谈忠诚与道义，而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大局，只会助长专制和独裁，阻碍社会的进步。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郭汝瑰晚年向张震提出请求。
郭老在晚年离休之后，便选择定居于四川，随后又迁往重庆北碚的一处面积约为70平米的住宅。组织部门曾拨款资助其修缮住所，然而郭老却坚持将这笔款项如数缴纳为党费。成都军区鉴于郭老的贡献，曾拟将其安置于一栋别墅之中，并赋予其副兵团级的待遇，但郭老对此坚决予以婉拒。
郭汝瑰与孙女合影
郭老对廖伯康直言：
期望您能自省其身，秉持使用国产手表的优良传统，且不选用进口车辆。
郭汝瑰曾亲身经历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因此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北京参与全国政协的期间，他受到了李先念的邀请，与邓兆祥共进晚餐。餐桌上，谈及此事，郭老仍旧直言不讳。
“我军绝不能涉足商业领域。正因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贪污腐化，才导致其战斗力的大幅下降。”
步入晚年的郭老频繁受到部队的邀请，进行讲座活动。他亦时常前往重庆警备区，义务为官兵们传授英语知识，分文不取。在重庆警备区训练民兵的过程中，即便年事已高，郭老仍亲自带领民兵进行爬山训练。
1990年，郭汝瑰重返北京国防大学，与老友张震重逢。
彼时已步入退休生活的郭汝瑰，特地从故乡远道而来至北京，此次与张震重逢，其目的在于向对方汇报近期所从事工作的最新进展。
“我之前承诺主编的《中国军事史》已顺利编撰完毕。国家拨付的5万元经费中，已有超过4万元顺利到账，剩余款项尚有8000余元，目前正准备将其上交国家。”
图|张震
在闲谈之际，郭汝瑰忽然提议，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仍精力充沛，渴望再著述一部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专著。若国家予以许可，他亦将设法筹集资金，探询是否有志之士愿意慷慨解囊。
我们无从知晓张震将军在听闻郭老所言之际，其神色究竟如何，然而，张震将军未待郭汝瑰的话语落幕，便即刻回应道：
“别寻求捐助，我支持你。”
郭汝瑰在晚年所著的《中国军事史》与《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两部巨著中，前者洋洋洒洒，字数累计达600万言。这两部作品均以严谨的科学论证而闻名，为后世学者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即便在晚年，郭老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堪忧，但直至1996年大病初愈之时，他依然坚持着笔耕不辍的毅力。
1997年，郭老迎来了九十大寿，众多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及昔日挚友纷纷前来共襄盛举。谈及心中所愿，老人感慨万千，深情地说道：
若问我心存何愿，那便是目睹香港顺利回归，更愿有机会踏上宝岛台湾，共庆祖国和平统一的辉煌时刻。若此愿得以实现，我将心满意足，得以无憾地走完人生旅程。
遗憾的是，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实现。在庆祝大寿之后，老人执意要将女儿送到重庆机场，却不幸在途中遭遇车祸，尽管经全力抢救，仍未能挽回生命，于1997年10月23日离世。
郭汝瑰先生仙逝之后，远在台湾的故交寄来了一封书信。然而，信封开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份无字的天书。起初，郭汝瑰的儿子郭相操对此颇感困惑，不知其意。直至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郭汝瑰先生在与旧日的同窗、同事告别时，曾留下过这样一句寓意深远的话语：
“一切尽在不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