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敬迈旧照
往昔，我在军中担当话剧演员的重任。然而，在一次排练中，不幸遭受腰部损伤，使得我的演艺生涯就此戛然而止。自那以后，我毅然转向写作领域，直至1962年岁末，我终于蜕变成为一名专职的创作者。
一位平日里颇为顽皮的战士不幸遭火车碾压，不幸离世，此事在全连队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导致连队无法荣获“四好”称号。在那个时代，“四好”评选堪称一项至关重要的盛事。出于好奇，并希望能去南岳衡山散心，我决定前往欧阳海生前曾服役的部队一探究竟。
欧阳海合影战友
争执与指导员的交锋，构成了故事的最高潮；而死亡，则成为了他生命的最强音。
28天连轴转，初稿搞定。
在一场不知名的聚会上，我向众人讲述了自己为了追寻内心英雄的足迹而投身军旅的故事，以及我在璀璨灯火中邂逅欧阳海所获得的深刻感悟。一位充满热情的记者将我的这些心得记录下来，并在《宣传动态》杂志上发表。恰巧，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陶铸阅读了这篇文章，并对我的体会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认为这正体现了《讲话》精神的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欧阳海，原本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尽管他因公捐躯，若非《欧阳海之歌》这部小说的诞生，他或许将永远无法被世人铭记为英雄。《欧阳海之歌》的问世，让我将欧阳海这个名字推向了巅峰，而这部作品也让我，一个素昧平生的作者，在一夜之间声名鹊起。
自此，我声名大噪，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若以时下流行之语来描绘，便是“一颗璀璨新星，正缓缓升起于天际”。
初稿完成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将它呈递给了解放军文艺社的鲁易副主编。我昔日曾在话剧舞台上挥洒过激情，朗读自然是我的强项。当我饱含情感地朗读自己的作品时，不仅我自己泪如泉涌，连鲁易副主编也深受触动，他那闪烁泪光的眼睛足以证明，他也为之动容。
鲁易言谈间透露，他编纂文稿数十年，竟未曾目睹如此成熟的初稿，因而提议立即付印。稿件即将进入印刷阶段，却出现了波折。我的某位资深领导，当时担任总政治部文化部的要职，似乎一眼便看穿了我在深藏不露的“抗上”表象下，实则抱持的右倾实质，遂言：小说的下半章节亟需调整，欧阳海绝不可逾越其指导员的指令。指导员被尊为“党的象征”，其品行上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经过连续两日两夜的辛勤打磨，我一口气完成了六万余字的修订。这是一次不得不进行的调整，为了确保作品在“品质”上不出纰漏，我将原本一场深刻的思维碰撞与道德分歧，简化为一场单纯的“误会”。在这个过程中，我违背了内心的真实感受，践踏了自己的良知，进而对小说的悲剧结局进行了修改。
总政文化部的领导在审阅过后不住称赞，不禁感慨地说：“果然名不虚传，他们是党和军队精心培育的作家，能够服从调度，迅速领会并牢牢掌握上级的指示精神。”
1965年7月，《欧阳海之歌》在《收获》杂志中与广大读者首次邂逅。同年10月，这部作品正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广泛发行。
那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清晨，领导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陈老总将亲自接见我。实际上，就在数天之前，军区政治部的李副主任便对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辅导，详尽地告知我在首长提问时应如何作答，这宛如一场预先的排练，让我有机会提前进行一番实战演练。
在从化温泉的欢聚时光里，我有幸与陈老总以及张茜、陶铸政委、曾志等众多友人相聚，还有吴芝圃、王匡等几位负责人。陈老总对该书的评价极高，他言道：“在众多描绘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欧阳海之歌》以其卓越水准，堪称首部佳作。在和平年代，描绘部队题材实为不易，这部作品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我国文学创作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陶铸对该小说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并随即便向我征询了我对这部作品的个人见解。我简要地做了汇报，提及了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的江青的指示：首先，欧阳海这一形象不应被描绘成职业乞丐。乞丐赖以生存的方式是坐享其成，这类人常被视作“寄生虫”，与贫雇农民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我们不应赞美那些流氓无产者。其次，欧阳海的哥哥也不应被国民党征召为壮丁。
他加入了国民党的军旅，这样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对派士兵的家属了吗？我们又怎能对这样的家庭予以赞扬呢？而且，《最后四秒钟》中的叙述部分确实存在问题，相当糟糕，亟需修改。请告知金敬迈，这一点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
陶铸同志意外地露出微笑，环视四周说：“大家觉得这最后四秒的描述非常精彩，我也有同感，何必再作修改呢？”
陶铸问陈毅：“你说。”
“此事不宜干预。”陈老总轻轻扫视了一下四周，带着几分回避之意，随后拿起一张报纸说道，“我对贵报的《羊城晚报》尤为喜爱，阅读起来津津有味。”
陶铸稍作停顿，声音中透着坚定：“绝不可随意修改。任何文艺作品均难以臻于完美。今后，此书的任何修订事项，须事先征得我的许可。你乃我麾下之将，我的决断即定论！”
难以言喻的是，在聆听了陶铸政委那几句话之后，我内心涌动的激动情绪。未曾料想，正是这一事件，埋下了几乎让我命悬一线的隐患。
《欧阳海之歌》深受喜爱，其独特的魅力源自于它对主席思想的生动演绎。起初，稿件中仅挑选了几段“语录”进行引用，但随着篇幅的延伸，引用的篇幅也逐步扩大。然而，我担忧过分突出个人，可能会显得过分亲近，显得不太得体，因此，我特意加入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两段内容。我的本意是希望进行适度的“调和”，以“稀释”这种亲近感，绝无意图营造“两个司令部”的不良效应。真的，绝非如此。
在陈老总与陶铸同志的接见之际，王匡同志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几点见解，其核心观点是，书的前半部分相较后半部分显得尤为精彩。他补充说，待到时日久远，您自然会领悟到其中的精髓所在。
小说开篇，细腻地勾勒出欧阳海的童年时光与成长轨迹。然而，在故事的下半部分，却略显突兀地夹杂了众多“语录”。在评论界，这部分内容普遍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王匡同志的几句名言，既充满胆识又富有深意，当时我便深有感触。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环境中，部队依照上级的指示行事，实乃常态，也与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相契合。然而，这些语录终究无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王匡同志虽未明言，而我则装作不解其意。
1967年四月，我迅速收到了总政治部发布的紧急指令，指示我立即动身，前往首都北京，准备迎接首长的亲自接见。
那天，我受邀步入京西宾馆的一号会议室。会议室内座无虚席，与会者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众多知名人士，以及谢富治、叶群等众多重要官员。
我还没坐下，江青便质问道：“金敬迈，我提出的那些意见，你难道毫无反应？你竟敢自称是大作家！真是摆足了架子！”
此言让我震惊不已。我原本不敢反驳，幸而未付诸口实。江青接着说：“你必须意识到，你那最后的四秒引用的是《雁南飞》的部分！那正是我国模仿苏修《雁南飞》的作品，你是否有所感悟？我之所以未明说，只是隐晦地指出其不当，希望你自行改正，这完全是出于对你的保护。谢镗忠曾对你提过这事儿，这是你必须纠正的！身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尽力为你周旋，才没有将此事透露给红卫兵。若我一声令下，他们即刻便会将你拘捕，焚毁你的著作！”
《雁南飞》这部苏联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以卫国战争为背景，细腻地刻画了战争的残酷与英雄的悲壮。在影片的高潮环节，主人公在即将献出生命的关头，导演巧妙地运用了众多空镜头，天空中旋转的云朵，摇曳的树木，主人公凝视着这旋转的天空与树木，最终缓缓地、缓缓地倒下。然而，当时的批评文章却认为，这种描绘是在表现英雄临终前的生命留恋，将其视为修正主义思想的毒瘤……
我刚刚恢复意识，江青便严厉地质问：“书中所载的两段‘黑修养’文字，究竟是你亲手所写，还是别人委托？你必须如实交代，无需害怕！哼，就算你不说话，我也能猜出几分，恐怕又是那个‘陶政委’指使的吧？现在总理也在场，你尽管大胆说出来，难道不是他让你加入的吗？”
我迅速回应：“确实系我亲笔所撰。”察觉到我的脸涨得通红，表情略显尴尬，总理机智地转移了话题：“总政治部刚刚接到一份报告，指出《欧阳海之歌》的50万册印刷工作已告一段落。但情况有变，这些书籍目前只能暂存于仓库。若不将《修养》中的那两段文字剔除，它们便无法正式出版和发行。这些书籍滞留仓库，实际上是对国家资源的无谓浪费。”
“决不能止步于简单的删削！”江青语气坚定地强调，“必须彻底消毒，进行批判！绝不允许任何毒瘤滋生后，轻易逃脱法网！我要告诉你，金敬迈，若非总理屡次提及你的名字，我今日断不会对你网开一面。至于小说的修改，自然是要遵循总理的指示。”她语气一转，仿佛转换了身份，直视着我，“来吧，今天是你受邀与总理共进晚餐，我们……”她环顾四周的领导人，“一同出席。”
1967年四月，北京的街头巷尾弥漫着“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声，其背后的深意人人皆可感知。回望彼时，我尚处于较低的觉悟阶段，加之体弱多病，自然不敢有违指示。因此，我不仅从《修养》一书中删去了两段引文，还对它们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至于“最后四秒钟”中所蕴含的情感，我亦毫不犹豫地将其舍弃。
怀着忐忑不安的情绪，我将修订的稿件提交给了萧华主任，并送往钓鱼台接受审核。出乎意料的是，江青审阅之后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比之前更为出色，并同意先行发行。她还特地指示组织撰写相关评论文章。不久，《人民日报》便全文刊登了经过修订的《与人为善》。
我已背离了自我。我内心明镜高悬，我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与我内心深处的良知相悖。
岁月流转，犹如我昔日出演的戏剧一般精彩纷呈。不久，我有幸成为首都“五一”文化庆典的核心策划者；随后，我又肩负重任，着手审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纪念文章；紧接着，我以“解放军领导”的荣耀身份步上天安门城楼；最终，我竟有幸成为“中央文革”文艺小组的幕后领军人物。
仅履职数日，江青便直言不讳：“起初启用金敬迈，实属迫不得已，但如今看来，金敬迈显然并不符合我们的期望。”
果不其然，仅仅四个月零三天后，那封由谢富治署名的逮捕令便降临，以我涉嫌“搜集中央领导同志的负面信息，密谋反对毛主席”以及“在毛主席南巡期间，密谋实施绑架”等多项重罪，将我束缚于铁链之中，送入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十四重铁门紧闭，将他困于其中长达七年零四个月，共计2684个日夜。历经漫长的岁月洗礼，他终于重获新生，被转移至河南许昌的一处农场，开始了为期485天的改造生活。将两次刑期相加，总计达到了3169天。
三千余日，仿佛转瞬即逝！那曾令天下震惊的“四人帮”终告覆灭。我与江青的身份角色亦随之互换，她被关押于秦城的一号监室之中。
《欧阳海之歌》的总印数已跃升至令人瞩目的两千至三千万册。在收到《收获》杂志寄来的2040元稿酬之后，解放军文艺社并未向我支付稿费，他们仅赐予了我少许的修改费用和几本样书以示补偿。在扣除偿还了三百多元的债务以及购置一台收音机的开支后，我将1500元的党费准时缴纳。至于随后的200元修改费用，我亦毫不犹豫地将其全额上交给了党小组。
1967年，我身处北京之际，妻子不知从何处筹集，硬是凑齐了600元，毅然寄至我的手中。这600元被妥善存放在沙滩的储蓄所，原本的用途是支付我的日常生活费用及购买烟草。然而，随着谢富治签署逮捕令，并下达全国银行对某人的存款实施“冻结”的命令，他们误以为我是个“××万元户”。事实上，我们家当时仅有的资金便是这600元，其中一部分还得益于老战友们的慷慨资助。在长达3902个日夜的漫长等待之后，当我满头白发，手握“平反通知”，颤巍巍地走出沙滩储蓄所时，取回的却是739元5角8分。那多出的139元5角8分，我想应该是银行累积的利息吧。
1978年，平反的春风吹拂之下，我受解放军文艺社的委托，对《欧阳海之歌》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并促成了其再版。翌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再次播出了这部作品。我随《神州风雷》剧组赴北京，参与了国庆30周年的献礼演出。在那期间，我有幸与邓颖超女士相遇。她亲切地对我说：“不久前，得知天津电台再次播放了《欧阳海之歌》，且得知你的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四处打听你的消息，得知你曾遭受拘禁，却无力伸出援手，实感遗憾。总理未能再次见到你，也颇为遗憾。”邓颖超女士还关切地询问了我长期关押后的身体状况，并询问我是否需要留在北京接受检查。我对她的关怀和问候，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金敬迈
1980年的二月行将结束，三月伊始，那个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时刻终于到来。众人的内心洋溢着激动之情，我亦同感。诚然，“历史乃是由人民所铸就”。少奇同志在临终之际所留下的那句话，寥寥数语，却饱含深意，令人感怀不已。
回首往昔，那些不堪回首的经历让我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愧疚，使我难以直面他人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