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疑为“叛徒”。
编者按：张春桥及其追随者曾以“特务”的罪名陷害他人，从而攀升至更高的职位和掌握更大的权力。然而，他们亦未能幸免于难，终遭他人以“叛徒”之名进行猛烈的反击。《左传》中记载：“盛极必衰，盛名之下，难逃其咎。”
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叛徒！但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叛徒”的帽子似乎始终悬在他的头顶，却从未真正扣在他头上。有北京学者撰文提到，张春桥深受毛泽东的赏识和关照，即便党内一些老同志指责他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也未曾理会。那么，张春桥是否真的是“叛徒”？党内老同志是在何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指控？毛泽东为何不予理会？研究文革代表人物张春桥，这些问题不容回避，也亟需弄清，同时也能引发一些必要的思考。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张春桥的政治地位不高。1962年6月16日，他出任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5日，改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因协助江青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改编成“革命样板戏”，其间又参与江青指派姚文元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1965年3月5日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终于成为市委领导成员。等到文革的大幕正式开启，文革小组成立，张春桥一跃而为副组长。虽然称作中央首长还有些“名不正”，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再仅仅是地方干部，而是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可是，在运动初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政治气氛中，他也没能避免被群众组织“炮打”的风浪。而且，前后两次“炮打”影响很大，不仅当年的参与者刻骨铭心，一些健在的老上海人也记忆犹新。这两次“炮打”事件有个共同之处：质疑张春桥曾经是“叛徒”。
第一次“炮打”发生在1967年1月下旬。在红卫兵和造反派轮番冲击下，上海原有的党政领导机关几近瘫痪，开始酝酿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并作人事安排。由于张春桥作为文革副组长，先是奉命回上海处理“安亭事件”时支持了造反派，获得毛泽东的首肯和赞赏，二度回沪后又拉拢造反派打击赤卫队，基本上操控了整个局面，正待几个大的造反组织推举和中央任命为新领导人。这引起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孙悟空”战斗队负责人胡守钧的焦虑。他对张春桥不满和怀疑，起因是张肯定的该校一位元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宣布造反后又去祝贺赤卫队成立，近因是张下令抓捕擅自夺权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红三司”负责人赵全国，远因是发现30年代张曾化名“狄克”撰文攻击鲁迅，而旁因则是获悉张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过“自首变节”行为。基于这一切，“孙悟空”战斗队于1月23日夜晚分头行动，从校园到市区主要马路张贴矛头直指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其中比较醒目的有“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其时，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被抛出打倒不久，学生们以为炮打张春桥也顺理成章。过了两天，“孙悟空”战斗队又贴出《一问张春桥》和《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随即，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红革会等组织也加入了“炮打”的行列。
点燃这场“炮轰”之火的关键人物，乃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红革会负责人池东明及其助手。他们在1月下旬从北京高校获取相关情报后，随即前往西安交大，亲自听闻关押在那里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所言：“我以头颅担保，张春桥实为叛徒！”（详见卞全《池东明炮打张春桥》，载2011年1月《炎黄春秋》）。霍士廉曾在与上海接壤的浙江省任职多年，加之张妻曾自首变节的事实，红卫兵们纷纷信以为真。于是，张春桥是“叛徒”的传闻便迅速传开。1月28日，张春桥与姚文元抵达上海展览馆咖啡厅，与正在举行会议的各高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会面时，不仅遭到围攻，险些被贴上“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标语。在小将们眼中，张春桥与叛徒无异。2月2日凌晨，众多高校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发起，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炮轰”张春桥游行示威活动。
上海红卫兵对张春桥的抵制行动，引起了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关注。正当“炮打”风波即将升级之际，他亲自口授，指示王力起草一封中央文革的紧急电报，紧急发送至上海。电报中明确指出，“红革会”将矛头对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并表明了对张春桥力保与支持的坚定立场。此举以无上的权威迅速平息了这场来势汹汹的“炮打”风波。在此后的数年里，所有参与“炮打”行动的各校学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报复和迫害，其中不乏有人因此精神崩溃或走上绝路。
《工总司1968年给毛泽东的电报》，转引于李逊：《革命 xx 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4页。）
当年3月24日与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工人体育场先后举办了万人及十万人的盛大集会，这些集会标志着宣布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及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的决定。党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并发表讲话，其中毛泽东与林彪还亲自出席了首场大会。然而，两次大会中，唯独张春桥缺席。紧随其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兵团在附属长征医院、市革委会和市委所在地张贴了醒目的大字标语：“打倒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尽管并未明确指出姓名，但人们纷纷猜测，上海所谓的“黑后台”非张春桥莫属。这一动向引起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的密切关注。在与张春桥的近距离接触中，朱锡琪原本就对他有所反感，此时更是推测张春桥可能遭遇了麻烦。4月10日，朱锡琪再次接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艾玲的电话，艾玲表示，她在几所大学中听闻了霍士廉以党籍为担保，声称张春桥是叛徒的传闻。这一消息与之前红卫兵“炮打”时流传的内容区别仅在于“脑袋”与“党籍”的表述不同。艾玲还透露，其丈夫——时任总参二部副部长的贺瑞林——看到的一些中央绝密档的收件人名单中，竟然没有张春桥的名字。贺瑞林的这一发现无疑可靠，且令人信服。
于是，朱锡琪以“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拟出了10个“为什么”，作为向张春桥发难的口号。这10条口号在报社部分同事中传看时，有位编辑顺手加了一句：“揪出大叛徒!”口号中原先给张春桥定的罪名，是揪军内一小撮、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等，同事这一加，朱锡琪马上想到：怎么连这么大一件事都没写上去?4月12日凌晨，朱锡琪和观点相同的8位同事带上传单，乘车到同济大学散发了一批，很快激起了反响。当天上午，许多人到报社了解情况，南京路、淮海路上贴出不少大字报，其中有些对张春桥直接指名道姓。一天之内，掀起了第二次“炮打”事件。由于这次有军队院校参与，江青让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出面，在当天傍晚发出三点电话指示：上海有人炮打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不要搞反击。这一来，形势急转直下。
翌日，文汇报的朱锡琪等人因“炮打”事件被召集至市革委会礼堂，参与一场事先安排好的辩论活动。随着东海舰队司令高志荣宣读李作鹏的三项指示，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上台发言，将此次对张春桥的批判与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相提并论，质问“抵制张春桥的行为究竟有何性质？”他以坚定的口吻强调，张春桥并无历史污点，未曾入狱，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去反对他呢？面对此问，朱锡琪只能列举近期的一些事例进行反驳（参见朱锡琪《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辩论会结束后不久，朱锡琪及另一负责人遭到隔离审查，被迫不断反省错误、接受批判，直至半个月后才得以恢复工作，然而在此期间，他们被剥夺了所有职务，并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这两次上海民众的“炮轰”事件，均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其导火索皆源于对张春桥曾为叛徒的质疑。然而，无论是高校中的红卫兵还是媒体中的造反派，他们所听信的不过是流言蜚语，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无法将“叛徒”这一罪名视为一颗重磅炮弹，对这位政坛新星造成致命打击。相反，张春桥在经历了这两次“炮轰”后，非但毫发无损，反而官运亨通。1969年4月，他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荣升政治局委员，并跻身军委委员行列；1970年11月，又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兼任上海市委书记；同年10月，更成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显而易见，他已经跻身于党和国家、军队领导层的行列，但他的职责与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了意识形态领域。
实施阶段”明确提出“务必将张春桥抓捕，随即利用所有舆论工具，公布其叛徒罪行”（《“571”工程纪要》，中发(1972)4号文件）。由此可见，即便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决心在政变成功后，将张春桥视为“叛徒”进行处置。
“文革”岁月》中透露，1973年4月9日午后，邓小平自江西返京，期盼复出之际，携夫人卓琳一同拜访了周。在会面中，周并未提及自己的病情，也未谈论未来的工作，而是向邓小平倾诉了深藏心底多年的话语。他直言：“张春桥是个叛徒，但主席不允许调查。”随后，他特别叮嘱卓琳：“卓琳，你可不要把这话传出去。”在提及这段文字之前，作者曾提到：“周向来严谨，对事不对人，从不会轻易发表评论，更不会随意议论他人。然而，这次是与他的挚友邓小平交谈，他决定将多年来未敢吐露的心声倾诉。”周所吐露的那句话——“张春桥是叛徒”——透露出丰富的内涵：首先，张春桥有“叛徒”的历史问题，是其政治上的弱点；其次，他曾向毛泽东提出过这一问题；第三，毛泽东不允许调查，这表明他对张春桥的重视甚至庇护；第四，他对邓小平的信任与期望，形成了与张春桥对立的阵营。书中并未提及邓小平对此的反应，这与他平时少言寡语的个性相符。然而，周的这番透露让邓小平明白，张春桥是他主要的政治对手，且深受毛泽东的信任。
难以追溯周得知张春桥为“叛徒”的信息源头，不知是源于党内高级干部如霍士廉之口，抑或是“炮打”运动中群众的议论和大字报。然而，有一点可以确信，这并非来自档案中官方的组织判定。这与周的身份、行事风格及个性极不相符。他向来细致入微，即便是在为部下证明经历和表现时，也力求精确无误，这展现了他对人做事的负责态度和严谨作风。然而，在处理张春桥个人政治历史问题时，他却并非如此。
1974年12月下旬，周抱病飞赴长沙，向居停那里的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关涉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政府组成人员事宜。26日晚上，毛、周二人为此长谈4个小时。谈话中，“周对毛泽东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页)。这是周再度提到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文字记载，表明对此耿耿于怀。在决定中央政府人事布局的关键时刻，向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可谓不失时机，用心良苦。此前的1972年8月4日，毛泽东在邓要求做点工作的来信上批示，提到“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作为考虑邓复出的理据之一。那么，周表示对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怀疑”，正可巧妙地抵销了毛泽东可能对邓文革初期犯有“路线错误”的疑虑，使得运动以来一贯正确的张春桥相形见绌，落于下风。很难判断这一“怀疑”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人事安排的决策，但翌年1月中旬国务院组成人员在四届人大闭幕时公布，邓为第一副总理，正处周的接班顺位。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回应的“已经知道了”实际上是不以为然，张春桥在党内是常委，副总理之位居于老资格的李先念前面。不仅如此，与军队毫无渊源的他还获毛泽东提名，于1975年1月5日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眼见张春桥的权力范围扩大，重病中的康生却反戈一击。据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忆述，“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办’的通知：‘康老马上要到医院看望总理’……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解放启用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重病的康生乘救护车抵达后，周“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去告诉周，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张佐良：《周xx保健医生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285页)同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找来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让她们代为转告毛主席：“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都是叛徒。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让我看的。”康还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梁红伍：《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2006年9月《百年潮》)。这时，距康生病逝不到5个月。与“怀疑”的说法相比，康生的揭发更为肯定，加之他曾长期在中央分管组织人事，权威性无可置疑。文革后清算康生的罪责时，有人把此举称为江青集团内部的“狗咬狗”，也有人将之解读成康生的政治投机。无论他内心是否另有动机，如果确实与周事先就此沟通后再托人向毛泽东报告，就不排斥是用政治历史问题力阻张春桥“更上一层楼”成为毛泽东身后的接班人。其实，康生迟来的举发有明显的漏洞。比如，以他在党内的职权很容易调阅张春桥的档案，还需要江青让他看吗?既然看过档案，为何不具体举出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的证据?如果在延安时期就清楚，即使不便涉及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又有什么理由在整风审干中不及时挖出张春桥这个当时还无足轻重的“叛徒”呢?康生所言，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
某日夜晚，张春桥于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位领导，同时亦邀请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代表与会，旨在倾听外界动态。
在会议中，张春桥向同济大学红卫兵领袖陈敢峰提问：“近期社会上有哪些新动态？”
陈敢峰指出：“近期，有人恶意散播流言，诬称张春桥为叛徒。”
张春桥闻言，面露愠色，愤然道：“我素来未曾被俘，怎可能沦为叛徒？”
…………
在会议中，张春桥表态道：“我以往过于宽容，今后若再有人发表此类言论，我将不再手下留情。”言辞间，他手中夹着香烟，话音落地后，用力将烟蒂摁灭在烟灰缸中。接着，他语气坚决地说：“坦白讲，只需我轻轻一触，你便将不复存在！”当天，朱锡琪也在场。我对张春桥这番话深信不疑：“我从未被捕，怎会是叛徒？”（出自徐景贤《十年一梦》，现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第138页）
张春桥对自己过往的经历，应当怀有足够的自信。1935年，年仅十八岁的他，从济南奔赴上海，彼时正值中学毕业，怀揣着文学青年的梦想，相继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次年，在不完全了解状况的情况下，他加入了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几名党员所成立的中共预备党员委员会，该组织后经中共派员宣布予以取消。1938年，他抵达延安，因缺乏入党证明，再次申请入党并被接纳。1939年初，在陕北公学担任宣传科长期间，毛泽东曾亲自前来了解学员们的思想动态。1940年，他被派往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以及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投身于新闻业的接管工作，7月至9月间，担任《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随后成为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行政级别达到九级。1954年秋季，他在石家庄时期的老领导柯庆施自江苏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张春桥随即成为其政治秘书，负责起草讲话稿和重要文件。
1958年新春佳节之际，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柯庆施，并要求上海市党代会的政治报告起草人一同前往。见面时，毛泽东手中拿着报告稿，对之赞不绝口，询问张春桥的故乡和工作经历。当得知他只是市委委员，并无明确职务时，毛泽东随口戏称他为“白衣尚书”。接下来的几天，毛泽东每天与张春桥共进晚餐，边吃饭边探讨问题，张春桥因此逐渐被毛泽东所熟知。同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亲自撰写了编者按。自1960年起，张春桥受毛泽东委派，频繁往返于北京、天津、郑州、遂平、范县及武汉等地，参与调查研究工作，从而亲身经历并参与了中央多项重要政策的制定过程。
毛泽东亲自发起的文革，堪称史无前例，张春桥自始至终积极参与其中。他先是猛烈批判吴x、邓x，随后又力挺上海工人造反派，鼓动机关干部起义，肯定记者、编辑接管报社，直至推翻众多负责干部，重组党政领导班子。几乎在每一个阶段，他都为最高层提供了可推广至全国各地的样板和经验。可以说，他前期主要凭借实践创新推波助澜，后期则着重于“继续革命”理论的包装，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不断得到提拔和重用。1973年8月下旬，中共十大召开，张春桥被任命为主席团秘书长，同年8月底的一中全会上，他升任为常委。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1975年1月上旬举行的十大二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地位超越了张春桥，从而在政府、军队中确立了领先地位。从这个时间点往前追溯，可以明白，周恩来在十多天前，即1974年12月26日，向毛泽东提出了对张春桥政治历史问题的疑虑，其影响不言而喻。同样，深谋远虑的康生也深知自己时日无多，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寿命将至，接班人的权力可能落入张春桥和江青之手。由于很难从他们的现行表现中找到突破口，康生只能就二人“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向毛泽东进言，以期影响他对接班人事宜的安排。如果群众只是通过道听途说对张春桥产生“叛徒”的怀疑，这反映了文革初期“揪叛徒”之风席卷全国的混乱和失序。然而，经验丰富的元老们将这一悬疑直接用作针对和打击张春桥的利器，充分显示了文革后期高层斗争的激烈、复杂和残酷。
在一定程度上，张春桥亦应承担自作自受、自食其果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