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熊先煜，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亲家女婿，曾担任重庆市文史馆员及政协委员。1938年，在国民党新八师服役期间，他亲临一线，亲自勘察并指挥了炸毁黄河大铁桥、花园口溃堤等一系列关乎抗日战争全局的重大战役。在生命行将走到尽头之际，他首次启齿，倾诉那段波澜壮阔岁月的回忆。
郑州局势紧急，程潜下令蒋在珍负责炸毁黄河上的大铁桥，以阻止日军的前进。蒋在珍随即指令我负责指挥工兵连执行炸桥的任务。
自“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便陷入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面对装备上的巨大劣势，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强敌展开殊死搏斗，在惨烈的消耗战中成功遏制了敌人的凶猛攻势，令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幻想化为泡影。
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这支由黔军改编而成的队伍——遵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的命令，从郑州迅速赶往黄河大铁桥的两岸进行布防。在强敌逼近北岸的危急关头，该部官兵义无反顾地炸毁了黄河大铁桥，从而阻止了敌机械化部队对郑州的直捣黄龙。
13日，我随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将军一同乘坐火车，自郑州启程，途径广武县境，最终抵达黄河南岸的车站，并在那里设立了前敌指挥所。彼时，我年方二十四岁，担任师部上尉作战参谋一职，主要负责防御部署，同时亦协助参谋长处理各项作战事宜。
晚餐过后，蒋在珍吩咐我即刻前往黄河铁桥，去探询工兵连炸桥前的筹备进展。夜幕低垂，春日的寒意袭人，冷风呼啸着自河面上掠过，如刀割般刺骨。指挥所与铁桥相距大约三公里，我身边伴有两位卫士，手持手电筒照亮前行的道路。途中，四周弥漫着浓重的阴影，形单影只行进者大多是自北岸逃难而来的民众，他们或啼或哭，拖着家眷，背着包裹，提着箱子，那等凄惨景象，令人不忍目睹。
抵达桥梁之际，工兵连连长周玉睿即刻前来相会，汇报称其连队已入驻三昼夜，各项筹备工作均已妥当，对炸毁这座巨型铁桥，确信把握十足。周玉睿连长亦告知我，漳河以北之敌军，接连数日沿平汉路向南进犯，我二十九军各部已在安阳、汤阴、汲县等地迎头抗击，战斗之激烈难以言表。每日均有大量伤员经此桥紧急疏散。
传闻我国军力已显不足，正逐步向南撤退。敌方以众多坦克作为先锋，正自汲县向南进发，预计不久将抵达黄河之北岸。
蒋在珍将军听完我的汇报后，眉头紧蹙，面露忧色，长叹一声：“凭借着我们这些身着草鞋、手持步枪的战士，去对抗日军的坦克和装甲，岂能有望取胜？恐怕我的贵州子弟兵，不久就要在黄河边洒下鲜血了。”
听闻此言，我热血沸腾，内心坚定地立下了以身许国的壮志。
14日的清晨，我们正享用着早餐，突然敌机如幽灵般降临，警报声震耳欲聋，令人心惊肉跳。我和指挥所的官兵们急忙从车站奔出，四散至田野。这里空旷无遮，我们或蹲或站或卧，抬头仰望，目睹那些带有血红太阳旗的敌机在空中肆意翱翔，尽管愤怒难耐，却束手无策。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下炸弹，根据其飞行方向推测，它们的目标应是郑州。敌机离去后，我们才稍感安心，然而不久，远处便传来如雷贯耳的巨响。我急忙冲出门外，只见敌机在归途中沿路投弹，瞬间，指挥所北侧的篮球场被炸落三枚炸弹，铁路对面的中国银行也遭受了攻击，烟火四起，泥石纷飞。百姓伤亡惨重，民居起火，男女老幼哭喊声震天，纷纷逃向田野。牛马狂奔，狗犬乱窜，鸡飞屋上，猪撞墙倒。仅仅几十秒后，天地又恢复了宁静，仿佛一场噩梦般瞬间结束——但这毕竟不是梦，四周房屋熊熊燃烧，田野上充斥着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忽然，指挥所的电话铃声猛然响起，我迅速冲入，抓起话筒，原来是驻郑州的军部来电。电话内容通告，敌机十余架对郑州市区、车站及大同路一带进行了轰炸，造成伤亡和损失惨重。
午后一时左右，我跟随蒋在珍师长乘坐手摇平板车前往黄河北岸的阵地进行视察。同行者包括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以及两名卫士。当平板车驶至铁路桥时，因上午敌机轰炸导致八十二孔桥受损，南撤的列车受阻，工兵们正紧张地全力抢修。看到师长亲临前线，官兵们纷纷高呼请战，更有不少学生官兵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场面十分感人。不久后，传来可以通行的消息。抵达北岸后，蒋师长接见了第一团的团长傅衡中，并对该团的军官们发表了激昂的训话，鼓励全体官兵面对强敌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为中国军人争光。蒋师长还表示，自己将作为全师的楷模，与敌人血战到底，随后又视察了桥头堡阵地后方，并返回南岸指挥所。
15日午后，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豫北局势危急，二十九军即将向山西转移，新乡的防守已无法维持。因此，命令工兵部队于当晚11时起开始装填炸药。同时，总部还派遣了工兵队长某前来现场，负责指导技术操作事宜，并随时准备执行炸毁桥梁的任务。
凌晨五时十六分，蒋在珍师长接到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指令：新八师需负责掩护并指挥工兵连执行炸桥任务，同时坚守黄河防线。
夜幕降临之际，突闻长官部来电，告知战局突变，宋哲元部队已沿着道清铁路向西方撤退。程潜长官下达严令：拂晓时分，务必炸毁铁桥。
蒋在珍师长挂断电话后，目光转向我的面庞，语气坚定而严肃地说道：“熊参谋，炸桥的指令已下达，指挥工兵连执行的任务便交由你负责。请即刻做好准备工作，前往桥梁现场。”
奉命后，我心潮澎湃，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黄河大铁桥计长一百孔，每孔约四十公尺，为世界伟大工程之一。方今倭寇侵略，在‘焦土抗战’下，决定予以破坏，殊觉可惜！”又记：“这座伟大的黄河铁桥，其功绩属于人民与国家。今日，为了战略考量，我们不得不忍痛割舍，我亲自负责指挥监督工兵连执行爆破任务，此事殊为罕见！虽感惋惜，但我衷心祝愿抗战早日胜利，以期在短期内重建这座新的黄河大铁桥。”
17日凌晨，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妥当。我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以及指挥所的军官们齐聚南岸桥头，静候自新乡驶来的最后一列火车跨越铁桥，待其通过后，即刻发出炸毁桥梁的指令。
那日狂风肆虐，山河仿佛在低声呜咽，与中华民族共悲。凌晨五时刚过，最后一趟列车在嘉微初露的天光中缓缓驶至。这是一趟由闷罐车、平板车和客车拼凑而成的混编列车。车厢内装载着浴血奋战至最后的铁路员工及其家人，以及众多伤员。在清冷而惨淡的灯光映照下，我们目睹了每一位乘客脸上流露出的庄重、悲壮与凄凉之情。
在刺眼的汽车灯光划破迷蒙的夜幕，以及列车那“哐啷哐啷”的巨大轰鸣声横跨铁桥之时，司机目光所及，是黄河之北、之南、之上，林立的众多军人身影。他猛地拉响了汽笛，声音连绵不断，那尖锐、刺耳且撼动人心的声响，宛如一声悲壮的呼喊——那是历经屈辱的民族，带着血泪的愤怒和不屈的呐喊！
五点一刻，蒋在珍师长向我发布了炸毁桥梁的指令。我举起信号枪，接连发射了三发白色的信号弹。霎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黄河铁桥被浓烟与闪烁的火光所笼罩。
爆炸的巨响渐渐平息，我和周玉睿迅速登上桥梁进行勘查。未曾想，那座拥有百孔之多的钢铁巨桥，竟只是被炸毁了三孔，其余的九十七孔虽然伤痕累累，似乎只是被炸药击中，剥落了表面的“皮肉”，然而那些巨大的桥墩依然傲然屹立在汹涌的江涛之中。此时，天色微明，前方的局势尚不明朗，黄河以北并无我军驻守，加之地势开阔平坦，铁轨也未遭破坏，这对敌方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极为有利。
蒋在珍师长焦虑难耐，亲自赶赴桥上，命令我继续督促爆破行动，务必迅速彻底炸毁铁桥。同时，他下令傅衡中率领四个营的兵力火速返回北岸进行防守，一旦敌方前锋逼近，必须拼死抵抗，争取更多炸桥时间。除非接到撤退命令，否则所有人员必须就地坚守，违令者将就地正法。
自17日凌晨至19日黄昏，连续三昼夜的时光里，执行炸桥任务的英勇官兵未曾有一刻离开桥梁，更未曾闭目休息。在这漫长的三天里，我日复一日，频繁往返于铁桥之上，严密监督施工进度。每一次爆破，仅能对大桥造成局部损害，工兵们一次又一次地装填炸药，引爆，周而复始。黄河之上，爆破声震耳欲聋，不绝于耳。
19日正午时分，正当我享用午餐之际，忽闻南岸桥头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众多战士急匆匆地向桥头奔去。我迈开步伐，迅速赶至现场，只见他们在铁桥右侧的栏杆上方发现了一块铁碑。由于会识字者寥寥无几，许多人纷纷呼喊：“请熊参谋读一读，请熊参谋读一读。”我抬头粗略地扫了一眼，心中顿时犹如乱箭穿胸。我高声朗读道：“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利时公司协助施工。工程完工之际，朝廷派遣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宜怀，以及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主持庆典。特此铭刻，以作纪念，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读完，我不禁泪流满面，悲痛地喊道：“兄弟们，这可是祖宗们留下的功勋之碑啊！然而，今日这雄伟的大铁桥，竟毁于我们这些不肖子孙之手！”
打倒日帝！
“收复河山！夺回黄河桥！”
战士怒吼含泪。
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畔，站立于中华先辈所铸就的辉煌历史铁碑之前，我的心灵与双腿突然间感觉重如铅块，沉甸甸的，无法再轻盈地跳动。
至19日黄昏时分，我得知从三十九孔至八十二孔的河段，均已遭受了严重的损毁，即便是在日军手中，亦需三五年方可恢复如初。从南岸眺望，只见桥床坍塌，桥墩崩裂，有的甚至整个桥身和桥墩一同沉入水底。那原本雄伟的钢铁巨龙，此刻宛如被割裂的骨架，有的沉入江中，有的露出水面，一片混乱，惨不忍睹。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上演了一幕悲壮凄凉的景象。这幅画面，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每一位中国军人的心中，永远无法磨灭！
工程终告完成，却未能感受到那通常伴随战斗任务完成的喜悦与满足。内心沉重的情感难以用言语形容！这样一项宏伟的工程，先辈们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才得以实现？然而，短短数日之内，我们便将其悉数摧毁！
蒋师长赋予我一项独特的使命，命我撰写《爆破黄河铁桥记》一文，以作纪念。
我沉迷其中，连续三日废寝忘食，倾注心血，字句反复推敲，终于完成了这篇著作。文章的结尾部分，情感激荡，令人动容：“......直至二十日清晨，在晏勋甫参谋长的检查后，爆破作业才宣告结束。从三十九号到八十二号孔洞，都遭受了严重破坏。被誉为世界奇迹的黄河大铁桥，如今仅剩残垣断壁。回顾其建造之艰辛，深知修复之艰难。于是，我记录下这景象，以铭记于心，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
拨开花园的入口，汹涌的洪水吞噬的，不仅是日军的身影，还有无数中国同胞的生命。
1938年二月，新八师在炸毁黄河大铁桥之后，随即肩负起守护自汜水至花园口沿线的黄河防线的重任。不久，防务范围又调整，西起黄河大铁桥，东至马渡口一线成为新的防守阵地。师部则设于京水镇。
此刻，日军已逼近黄河之北岸，由于铁桥已被摧毁，无法跨越河流，双方只得隔着江水对峙。
5月23日，土肥原成功偷渡黄河，随之率领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向西挺进。
6月6日，敌军攻陷了开封城。翌日，敌方的步兵与骑兵共千余人，并配备了十余辆坦克，抵达中牟与我方的警戒部队发生了接触，使得郑州的安危岌岌可危。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一战区长官部紧急向蒋委员长提议，在黄河伏汛期实施决堤措施，意图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广泛水患，以汹涌的洪水阻挡敌方西进步伐，确保郑州城池不失守。建议获蒋委员长批准。
6月6日的破晓时分，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从睡梦中惊醒。他迅速抓起话筒，耳边传来的却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的声音。商震司令传达了紧急情况：陇海路南的敌军已成功突破了我军在通许一带的防线，正迅速逼近开封。同时，赵口决堤工程尚未完成，因此他下令新八师立即增派步兵一团，火速前往支援。
蒋在珍不敢有丝毫懈怠，即刻起身，匆忙中唤我一同乘车，火速前往赵口进行实地考察。
赵口地区地势偏低，因此成为了决堤的选择之地。然而，在制定这一计划时，对黄河的水势预估过于猛烈，对堤坝的坚固性预估则过于宽松。因此，决策者在两道大堤之间相隔四十公尺的地方开挖了两处口子，意图通过河水同时泄放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冲垮这两处口子之间长达四十公尺的河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口子已经掘成，但中间的大堤却长时间未能被冲垮。再加上决口过于狭窄，水流流量有限，即便士兵们努力拓宽口子，但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时间已经不允许再拖延。
在与蒋在珍师长沟通了我的观点之后，他表现出强烈的赞同态度，随即命令我随他一同前往郑州。在那里，我将有机会直接向商总司令汇报，由蒋师长主述，而我则在一旁提供详尽的补充。商总司令的意向是增派兵力并加快行动节奏。然而，我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决口的宽度过于狭窄，即便人员再多，亦难发挥实际效用。我建议选择更为适宜的地点进行开掘。对于我的建议，商总司令当时并未立即作出回应。
我与蒋师长迅速折返赵口，正与负责决堤的部队指挥官商讨事宜之际，突然接到商总司令的电话，转述了统帅部的最新指令，要求新八师在现有防御区域之外，另行选择一处地点进行决堤。
我们即刻驾车返回京水镇。在旅途中，蒋在珍向我咨询：“对于你师防区内的沿河地带，你颇为熟悉，你认为哪个位置进行决堤最为适宜？”
经过一番思虑，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就地形条件来看，马渡口与花园口都是不错的选择。然而，马渡口与赵口相去不远，敌人已经逼近该区域，担心的是，若堤坝未能及时决口，敌人可能已先一步抵达。为了争取更多时间，我认为还是选择花园口一段更为妥当。”
蒋师长果断决策：“形势紧迫，使命重大，不宜拖延，便决定在花园口实施。”
蒋在珍命我主决堤工程。
肩负重任于国家危难之时，我心中既充满激动，亦感责任沉甸甸。我自然明白，那滔滔黄河之水冲向千里平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那汹涌的洪水，吞噬的不仅仅是炽焰燃烧的日军，还有他们所占领的铁路与公路，更有无数中国同胞的生命、土地、家园、祖坟，在无情中被一并吞噬。
然而，我也深知，作为一名军人，我别无选择，唯有遵命行事。尽管决堤之事属于重大军事机密，但我国当局并未对民众的生命安全置之不理。他们果断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牵头，组织民众进行疏散，而青壮年则留驻原地，协助军队进行堤坝的挖掘工作。
接令后，我即刻行动，于夜半时分，带领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以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专责河堤维修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火速赶至花园口，对决口位置进行了实地勘察和确定。
经实地考察，我决定在关帝庙西侧约三百米的位置进行决堤。我之所以选择此处，是因为它恰好位于黄河的弯曲地带，河水奔腾而至，在脚下陡然受到阻碍，其压力远大于直线段，因此更容易导致河堤崩溃。此外，根据地图显示，一旦河水从花园口一带爆发，流经已被日军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便将汇入贾鲁河，向东南方向流淌，最终汇入淮河。贾鲁河的河道，宛如一道天然屏障，能有效遏制河水的无限蔓延，从而减轻人民不可避免遭受的损失。
提出我的看法后，我以树枝为指引，指向地面上的地图，征求同伴们的意见。若无人提出异议，那么我们的决定便就此确立。此刻，众人的神色显得庄重而肃穆，眼中泛起的泪光模糊了他们的言语。
我向张国宏咨询：“张段长，作为我们邀请的专家，您能否明确表态，是予以同意，还是表示不可行？”
张国宏的目光显得呆滞而迷茫，宛如陷入高热状态的病患，他连连大声呼喊。“多少人要死？”
我语气加重地问道：“毫无疑问，这里将会有人员伤亡，通过决堤或许能减少死伤人数。你需明确立场，是同意，还是反对？”
张国宏这才察觉到肩负的责任重大，他仔细端详着地图，对我所做出的决定表示了赞同。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未待我开口询问，便“咚”地一声跪于地面，仰望苍穹，泪水如泉涌。
我们齐齐跪地，四人排列成规整的一列，直面波涛翻滚的黄河，声泪俱下。
午后二时左右，我租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行至花园口。尚未踏上河堤，便有几位平日里与我交好的军官大声呼唤我的名字。第二团的团长王松梅，手持一张军用地图，对我大声呼喊。
“兄弟，你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刚刚仔细端详了地图，若是你将决口的位置稍向西移，未能巧妙利用贾鲁河来阻挡洪水，那郑州及平汉线上的诸多城镇恐怕都将被淹没成泽国。你主导了这次决堤，纵使无数百姓因此而丧生，但你的功绩将永载国家史册，也将铭刻在民族记忆之中。将来你定能觅得贤淑之妻，孕育贵子众多！”
王松梅的话我永不忘。
当晚，郑州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连绵不绝，直至拂晓方歇。彼时，我军已做好撤退的充分准备，正主动对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被敌军利用的设施进行破坏。即便日军占领了郑州，留给他们的也仅是一座荒废的空城。
两千余名抗洪官兵耳闻那持续不断的轰鸣爆炸声，焦虑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夜以继日，奋力挖掘，毫不懈怠。
6月8日，负责掩护任务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东面十五里处与日军骑兵交火，成功击退了前来侦察和袭扰的敌骑。在京水镇，我军还抓获了几名日军便衣，一时间镇上人心惶惶。驻扎在河堤上监督工程工作的蒋在珍下令，将师部从京水镇迁移至东赵集。
为了加速溃堤的进程，张国宏段长亲自出马，招募并组织了附近众多百姓参与其中，同时现场详细指导了溃堤的具体方法。河堤之上，军民共聚，人潮涌动，场面蔚为壮观。
武汉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来电催促，急切地询问决堤的进展情况，期望能尽快开启泄洪。这充分显示出黄河决堤事件对整个抗战局势的巨大影响。
我部亦派遣了战地服务队的男女成员前来进行慰问与鼓舞。他们携带着白面和猪肉，并在河堤上放声歌唱、翩翩起舞，表演节目，为奋力抗洪的战士们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午时，两架日军飞机自北方飞临花园口上空，进行侦察，并投掷数枚炸弹，其中一枚坠落在决口西南方向的村庄，造成十余人伤亡。然而，这一决堤的浩劫并未因此稍作停歇。
花园口河堤由碎石与黏土紧密凝结而成，坚固异常，挖掘工程实属艰辛。此外，河堤的建造全凭人力挖掘，未曾动用任何炸药。在新八师的官兵和前来支援的民工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两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在6月9日清晨8时，迎来了放水的时刻。
决口处，洪水汹涌而入，宛如两条黄龙翻腾跳跃。眼见那洪水迅猛地朝附近早已人去村空的村庄席卷而去，就在这一瞬间，两千余名筋疲力尽的军人和众多民工似乎才真切地感受到了精神上的重压。在阴霾密布的天穹下，我们默然不语。那份感受，我们也曾经历过。
那是在炸毁黄河大铁桥的4个月前。
6月9日的日记中，我字字泣血地记载道：“那放水的瞬间，心中充满紧张与悲怆，情绪无比凄惨。起初水流缓缓，至午时一过，水势突涨，宛如万马奔腾。因水流之迅猛，决口迅速扩大，放眼望去，一片汪洋。京水镇西至北方向，转眼间皆变为泽国。预计不久，水患将波及数个县境，心中痛苦不已。”
6月10日，得益于上天的眷顾，清晨时分，乌云密布，天色晦暗。至上午10时，暴雨如注，势不可挡，整日未曾停歇。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实则对河堤的决口扩大大有裨益，最终导致洪水冲破两道决口间的五十米长河道。自此，黄河改道，滔滔洪水奔涌，浩荡地席卷向千里平原......
花园口决堤的军事策略旨在释放黄河之水，形成天然障碍，从而有效遏制并延缓敌军的攻势，为我军争取宝贵的机动时间。身为花园口决堤行动的现场指挥官，时至今日，半个世纪的光阴荏苒，重提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心中不禁涌动无尽的感慨。那被洪水吞噬的数十万同胞的亡灵，始终萦绕在我心头，让我永难求得内心的宁静。
时下有人撰写文章，认为花园口决堤之举旨在淹没敌军，所谓“以水代兵”，意图消减其战斗力，此说实不准确。事实上，统帅部此举的直接军事目标，是通过引黄河水泛滥形成障碍，旨在阻止或减缓敌军的进攻势头，从而为我军争取宝贵的机动时间。自然，洪水肆虐所导致的敌军损失亦颇为惨重。
这一军事目的达到了吗？
黄河之水对日军所造成的深重伤害，于日本官方文件中可见一斑。
据我方目击者所述：“洪水肆虐，日军惶恐不安，四处奔逃，人马践踏，车马及人员损失难以计数。”
自然，洪水对我国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依照1955年《治黄展览》数据：受淹区域达5400平方公里，125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而89万人不幸在洪水中丧生。
无疑，这代表了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深重损失。正是这样的惨重牺牲，扭转了对我方极为不利的战局，挫败了日军在夺取郑州（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撤离该城）后，企图迅速南进武汉、西取潼关的狂妄图谋。
若无黄泛区的屏障，郑州一旦陷落，敌人将势不可挡地直指武汉。从豫地至鄂境，不仅有铁路交通的便利，且地势平坦，这对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来说，无疑是驰骋纵横的理想之地。我军仅能凭借险要的武胜关进行阻截，若此关一旦被突破，战局将陷入难以预料的境地。
单从军事层面而言，花园口决堤是我国在面临经济、军事、科技、工业全方位落后于强敌之际，所采取的“断臂求生”策略。此举关乎国运兴衰、民族延续，虽然付出了局部巨大的牺牲，换取了民族惨烈的胜利，后人对此不应有过分苛责。
一则国际电讯即明。
巴黎，6月17日——哈瓦斯通讯社报道：《共和国》激进社论指出，历史上荷兰在面对法国路易十四的入侵时，曾通过决堤进行自卫，虽然国内遭受了水灾，但国土得以保全。同样，1812年冬季，拿破仑一世进攻俄罗斯时，俄国采取了空城计，焚烧莫斯科，最终导致拿破仑的军队溃败。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一个民族面临外敌入侵，有被消灭或沦为奴隶的风险时，利用洪水和严寒气候来抵御敌人，似乎并不足为奇。如今，中国已经决定释放黄河和长江这两条巨龙，以遏制日军的攻势。即使是以十名中国人的生命换取一名日本人的生命，也未尝不是一种策略。这体现了中国坚决抵抗侵略的决心。
览此激昂誓言，怎能不令我这位鬓发斑白的历史见证者，泪如泉涌于江河之间......
稿件完成，我便通过电话告知了熊先生，然而，佟亦非老师却告知我，熊老不幸于不久前突然离世......我感到无比悲痛，特以此文作为对他的哀悼。
